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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愁-搜狐新闻

日期: 2019-12-07 18:36 浏览次数 :

  咨询页面多日前,便授命撰写搜狐网甲午春节献词。然而迟迟未能动笔——与那份复杂的乡情相比,任何文字都是多余。

  辗转之间,翻出十年前在《南方周末》做记者时写的“春节特刊”的手记。当时,我到山西榆次采访乔家大院过年的民俗,留下这篇作品和一首《西江月》。十年,有“十年磨一剑”,亦有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、自难忘”——

  “夜闻雁啼生相思,病入新年感物华。”节前,抱病山西小城榆次,确实有些伤感。拉开窗帘,落在我这个异乡异客眼中的,是人们提篮归家的样子。一颗礼花在天边炸开,绚丽无比。

  快过年了。飞雪和鞭炮又平添了几分年的味道。思绪穿过白絮,飘到千里之外的家乡,飘向我爱的人。

  家里打扫了吗?年货置办齐了吗?身体还好吗?这个长夜,在我记录他人如何过年的夜里,你们可曾安然睡去?

  而对于我来说,突然渴望一件新衣,一条新的围巾。儿时的新年,总是迫不及待地在除夕就换上新装。我的自理能力差,小学三四年级还要别人帮助穿衣服。爷爷奶奶用苍老的手为我扣扣子的情景,记忆犹新。

  盼望携所爱之人的手去看除夕焰火。人海茫茫,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确实很难;而年华易逝,很多人直到终老,仍在苦苦追寻。传说,在焰火盛开的瞬间,两人相伴一生的愿望就能实现。

  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的奔忙,可能会让这些愿望始终是愿望。然而,由此对人产生的动力却是清晰可见。疲惫之时、无奈之时、懈怠之时,或抱病异乡但仍要坚持工作的时候,有了这些愿望,纵使伤感也无悔。

  天光渐亮,雪停了,弯月仍挂在幽蓝的天空。写下这些文字,在距离新春还有3天的日子。只想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说:新春快乐!

  并作《西江月》词,歌以述怀。词中两点注解,一是古人用花来占卜归家的日子,而我只能用雪花算归期;二是这首词不但写自己的心情,也在描述乔家后人的心情。今天的乔家人,已经散落在全国各地,当年大院年节时的盛况不可再现。

  另与同事合作了一首《城里的月光》。希望这缠绵而略带伤感的歌曲,能给无法回乡与亲人、爱人团聚者一丝温暖。相信骨肉难离,相信爱情永在,纵隔万里,纵越千年。(作者系搜狐网总编辑)

  土地是农民的根,农民的一针一线、一苦一乐都从土地里来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大量农村土地被拉入城市框架,“钢筋水泥”“高楼大厦”取代“小桥流水”“鸟语花香”。

  然而,背井离乡一番闯荡后,不少农民又体会到了“城市难入、家乡难回”的心酸。

  乡村在逐步空心化,空置的房子和土地越来越多,劳动人口越来越少,大家只能在狭小的土地上刨食,收入低少且环境被破坏严重,越来越没有出路。

  改革的动力来自流转。三中全会《决议》以及中央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并明确了推动农民进行土地流转。

  如今,不敢想的事也能变为现实,农民可以打工或者做点小买卖,把地租出去后农民可以拿钱给自己上社保。他们可以像祖辈那样,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,去流转,去享受更多的价值……

  能被新闻报道的拆迁故事,是少数最极端最冲突的;而我父母和我家乡的人们,却是沉默的一大群。

  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。他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两袋子行李,从黄牛那里搞了两张火车票,第二天就赶去了火车站。

 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,他们这次回去,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——一幢22年的老房子——卖一个价。“买主”是政府。拆迁,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、剥夺与给予、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到处轮番上演之后,终于到了我的家乡,苏南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。

 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。“能拖就拖呗,拖得越晚补的会越多的。”我妈妈说。这是她听说来的经验。拖着不肯签字,几乎是农民们唯一可用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。“反正不先签,要签也要等村里其他人家签得差不多再回去。”这是老两口商议过多少回之后的对策,“我们不急,他们(指政府)才急。”

  他们盘算着,村里人一户一户磨下来,很需要些时日。尽管拆迁告示贴出来,动员人们在当月25日之前签完字搬家走人,但老两口坚信,村里人一定是能拖就拖。“我估计25日之前签字的肯定很少,看看情况再说。”我爸爸最初还笑呵呵地表现得很淡定。

 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,他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。一天吃饭的时候,他闷闷地说:“看来情况不乐观。”直到有一天一大早,老两口神色惊惶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原来前一天夜里,一帮“打手”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,逼问:“签不签字?”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。爸妈从睡梦里被电话惊醒。我爸爸一边帮堂叔想对策,一边觉得呼吸急促得气都喘不上来,而我向来胆小的妈妈在一旁听见自己的心脏“咚咚咚”止不住地狂跳。接完电话后俩人面面相觑,脸色煞白,说不出话。那一晚,我妈妈再也没有睡着。

  就在这次事件之后没两天,我爸妈决定回去谈判。拆迁办的人几乎天天打电话来催促游说。虽然我大妈在电话那端嚷嚷:“不要回来,他们要打人的!”但我爸爸修改了原来的预想,知道要不了几天,村里人就会签得差不多了。

 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。后来拆迁工人开进村子,第一个扒掉的就是这些抹着灰色水泥的房屋。他们要的是下面的土地,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“地上附着物”的。

 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,比如我爸妈。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:“其实房子不值钱,值钱的是地。”我爸妈愣了一下。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,而我妈妈却反驳说:“那有什么办法,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。”

  土地确实早就不是他们的了。在我爸妈懂事之前就不是了。这些年里,他们或许更像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佃户。

  要说我的家族在这个村庄的土地拥有史,最早可以上溯到我的曾曾祖父。爸爸对他的曾祖父没有什么印象,只听说他人高马大,在当地无人敢欺。我的曾曾祖父当年带着他的兄弟从别的村迁来,置下32亩土地,然后像棵树一样生根结枝。他一定想像着,土地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在他一代代子嗣中分配、流传。

  曾曾祖父前来开家辟业的这座村庄,离长江不远。我爷爷曾告诉我,他年轻的时候,站在自家的后屋檐下,远远听到江北战场上传来的枪炮声,夜晚看到战场上腾起的火光。我姥姥出嫁前住得离江更近,一天夜里,听到军队杀过江来,胜利的在后边追,落败的在前边跑,一夜喧嚣叫喊,脚步声纷乱,大队人马“踏踏”地从村边跑过。

  军队过江之后,曾曾祖父领着他的子孙们在自家的田地里又劳作了几年,然后就去世了。他去世后没几年,村里所有的土地都收归集体了。

  如今我爸爸已经说不清楚当年曾曾祖父置下的全部田产。他1953年出生,土地收归集体的时候,还不怎么懂事。不过,那些年里生产队长每天清早吹响上工哨的时候就扯起嗓门喊:“今天大家去某某家的二亩三分地里拔草!”或者“今天去某某家的一亩八分地里割稻!”尽管田地已不属于某某家,但人们还用这种方式区分田地。而我爸爸也就是靠着这种方式,在脑海中对他家的祖产建立起一个模糊的轮廓。

  现在他能告诉我的是:后来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时,曾曾祖父的哪一块田地分到了邻村甲,哪一块划给了邻村乙,又有哪一块分给邻居某某家。而我家三口人,则分到了不知原来属于谁家的三亩地。

  我爸爸至今还藏着一张土地承包证,上面写着承包年限50年。“50年啊!”我爸爸一边强调着,一边揸开五个手指。

  “可现在政府要收回了,有什么办法,田本来也不是自家的。”我妈妈又一次在一旁提醒他。

  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,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,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,作一次“变卖”,尽管“买家”只有一个。[详细]

  一棵老树、一间老屋、一出家乡戏,或是一泓碧水……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、灵魂和风韵,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“乡愁”记忆,现今在一些地方却被“跑偏”的城镇化列车碾得支离破碎,曾经的美丽“乡愁”变成难以释怀的“乡痛”。

  此时再提城镇化,“人”所处的位置显然已是关键。城市终归是人居住、生活及发展的聚集地,若“人”无从发展,甚至难于生存,这不是“让生活更美好”的城市。

  大表哥作为县城第一个“盖楼”的人发迹之后,这个人口约30多万的小县城瞬间出现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,各式各样的高楼拔地而起,那大概是2008年的事情。

  据家乡的朋友说,县城很多房子都是空着的。然而,经历了国家两年的宏观调控,县城房价并未下跌,而是一直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。可见,调控的长鞭并不能伸向偏远的县城,而通货膨胀却是全国人民都感受真切的事情。家里人一致认为要将乡下的房子卖掉,因为也没人住,留着也只能空着。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犹豫,不做表态。

  “总感觉根在那里,房子卖掉了,根就没了。”没人的时候,母亲会自己念叨这句话,有一次被我无意之间听到了。老一代人对于故乡的情感总是令人动容,好像根在哪里,心就在哪里,哪怕人已经离农村越来越远。和老一代人不同的是,随着城市的扩张,县城已经被异化为城市与乡下之间尴尬的联系体,而远离乡下的年轻人,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。

  每一年春节到来,县城都会突然多了很多从大城市奔回来的年轻人。这里面有大学毕业留在城市打拼的白领,也有十六七岁就出去务工的打工者。无论哪一种,都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根在何方。

  母亲后来想通了,同意将乡下的房子卖掉,随后,新的问题又产生了。姐姐让母亲搬到哈尔滨和她一起住,不要在县城换大房子。姐姐也有道理,我和姐姐都在大城市工作,换了大房子平日也只有母亲一个人住,太空荡了,完全用不着。

  但母亲想的是春节时我们都能带男朋友回来过年,一家人既热闹又宽敞。是换大房子还是全家搬到哈尔滨,这几乎成了整个春节家里一直在讨论的话题。

  母亲不愿意离开县城,哪怕乡下的房子已经决定卖掉。房价在上涨,家里的房子因为陈旧和需求的原因也完全不够用,母亲急迫的想换套大房子,但内心里也不够坚决。

  家里经济还算富裕,但换大房子毕竟是一笔不少的钱,可能需要向银行贷款,姐姐的话更让母亲换大房子的决心产生动摇。是贷款换套大房子留在县城,还是全家搬到真正的大城市哈尔滨去,母亲考虑了整个春节也没最终决定。

  家乡小县城里的大多数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城镇化,包括母亲在内,但“去大城市”已经成了使命般的一句话。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,在城市感受着经济发达所带来的便利及高房价高物价带来的压力。[详细]

  在乡村,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,唯独老人与孩子在看护着大而无当甚至荒草丛生的庭院。人们一直以走出土地为荣。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也好的姑娘,出去当兵转业复员到了城镇的,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“龙门”的……每个走出村子、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,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。

  然而随着老一辈人过世得越来越多,对于70、80年代的人来说,父母不在以后,回老家的动力为何?很多人开始怀念人多热闹的春节:大家在一起做饭包饺子汤圆,出门撒野放鞭炮,然后回来打打麻将,听老人骂自己……那些记忆很美好很温情。

  老奶奶大儿子走了,大孙子利民(化名)出息了,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。然而利民对不经常回来的故乡显得有些陌生。

  利民虽然出生在乡下,但不到两岁便跟随父亲到了城里。对没有网络、没有暖气、没有热水淋浴的乡下生活,利民很不适应,虽然没有直言,但很不自在。

  面对利民,村里人都投以羡慕的眼神。交谈中,利民津津有味地谈着他在北京的某次派对、三里屯酒吧的疯狂和某某地方的不夜城。乡下人都听得很有趣,但记不进心里,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与己无关。

  利民说,老奶奶去世以后他也许不会再回到这里,大城市会实现他的梦想。除夕当天回家,大年初二一早,利民便踏上了回程的列车。

  村长介绍,村里有500多口人,但在家的也就200人,以老年人居多,年轻人都往城里去了。

  附近几个村的情况也是如此,老年人孤独地守护着村庄,年轻人在外面打拼,过年匆忙地回家一趟,然后离开。因此现在的年味也淡了许多,因为街上少了年轻人,也就少了生机和活力。

  “以往一进腊月,大街上三五成群,打牌的、聊天的、晒太阳的到处都是,街上小孩子乱窜,鞭炮声连连,但现在这些都已不见,就连小孩子都不见了。”村长说,从城里回老家的孩子少了土生土长的那份野性和淳朴。

  面对日益老化的村庄,村长忧心忡忡。“希望年轻人在外面混得好,但当老人们都离去了,年轻人还会回乡下过年吗?长此以往,故土将慢慢消失,想回也回不来了。”

  人们纷纷议论,说上面要搞新农村建设,让附近几个村的人搬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住楼。对此,村里的年轻人都拍手称好;但老人们都不愿意,因为不愿离开养育他们的那片土地。[详细]

  异乡游子,既喜且愁。喜的是亲人相见、朋友欢聚顷刻实现了,愁的是,到如今衣锦还乡行头仍未了。

  在过去数年,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输家,他们缓慢上涨的工资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。在三四线城市,羡慕大学生留在大城市有体面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,很多家乡人在财富方面已经追赶上来。拿到拆迁款一夜暴富的不再少数。生活水平提高,环境好了,消费向一线城市看齐。

  春节回家的社交则放大了正在蔓延的某些“品性”,比如攀比、炫耀,这种风气对很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构成了巨大的压迫力,《春节衣锦还乡装腔指南》因而走红网络。

  陈寨,曾被称为“中原第一村”,据2012年统计的数据显示,这里户籍居民3361人,而办理暂住证的外来人口就达13万。

  一过7点,各种声音仿佛瞬间爆发,喇叭声、施工声,声声尖利,不绝于耳,人群仿佛都约好了似的,从一条条小巷,潮水般汇集到文化路上。

  家,在陈寨的一栋8层民居中,1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,带个转身都勉强的卫生间。25岁的晓楠,2005年高中毕业后就来到郑州打拼,当过服务员,搞过销售,如今在经三路北环路口一家商贸公司做主管,工资从每月的750元涨到2400元。其实晓楠已经是有房族,去年她和老公在21世纪左岸国际买了房,61平方米,各种费用算下来合到7100元/平方米,首付是两家人一起凑的,他们还要每月还2000多元房贷。

  为了度过资金紧张期,他们把房子租给一家公司,每月收1700元房租,而他们继续留在陈寨,每月只掏300元的房租。

  9点过后,数万人从这里向四面八方疏散完毕,陈寨又恢复了平静。此刻,小姚夫妻俩松了口气。

  因为靠近公交站牌,从早上5点多出摊卖粥和茶叶蛋,他们几乎都一直被人群围着,“一天卖个五六百元没啥问题。”小姚说。

  七年前,他刚从新乡老家来陈寨时,对现在的收入是不敢奢望的。他对目前这份收入非常满意。小姚的母亲和妻儿都在陈寨租房住,为省钱,一家人租了两个标间,400元。他们的邻居,在陈寨开了超市,已经在附近的四季花城小区买了房子。

  而此时,送完孙子去中方园幼儿园的李大爷,在花卉市场买了几盆花,骑着电动三轮车优哉游哉地回家。

  作为陈寨的原住民,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滋润。李大爷回忆,上个世纪90年代末,郑州市城市发展,土地被征用,村民拿着补偿款,开始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子。

  2000年时,陈寨村里还是土路,盖个五层楼,收着租金,大家已经感觉不错。

  但从2003年起,就在郑州启动城中村改造元年,陈寨和邻村庙李村的楼房一座接一座建起来,而且越盖越高,十四五层带电梯的房子也不稀罕。

  “几乎一年都能收个百十万元的房租。”李大爷说,此外,村民每个月还有1200元的补助。

  说起这些,李大爷颇为得意:以前,市里的人都看不上我们这些农村的,如今,条件一般的城里人我们也瞧不上了。据他介绍,如今,村里人嫁女儿,陪嫁要么是辆车,要么是套房,小家庭车房都不用愁了。晓楠在陈寨住了很久,发现不过年不过节,常能看到天空礼花绽放。

  李大爷说,村里有个风俗,不管红白喜事,通过燃放礼花周告邻居乡亲,不差钱,就图个热闹。

  现在,李大爷日子过得非常滋润。他家的14层楼盖时花了近200万元,大部分是贷款。为了先还贷款,他把房子都打包租给了二房东,贷款还完,他继续委托出租。“这样省心,”他说,不用操心收房租等乱七八糟的杂事。 李大爷希望这样的生活可以继续。[详细]

  有人说,要了解一座城市,最快的办法是用味蕾。有人说,离家久了,绝好风味不过是家乡的美食,填饱肚子的,永远是那些带着情感特别是亲情的乡土之味。

  这其中微妙的品位,非家乡人不能体悟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之所以引发热潮,不仅在于美食,更在于背后的故事。这些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,更具感染力,催生了一阵浓浓的乡情乡愁。

  考大学时,甘琛说她想飞得远一点,于是去了北方,一呆就是两年多。还没放寒假,甘琛就归心似箭。甘琛家住常德德山,小时候一放寒假,甘琛和表姊妹们跑到外婆家去。“小时候,就盼望着年夜饭。”甘琛说。

  快过年的时候,外婆就带着甘琛姐弟几个,到集市上买菜。然后开始把瘦肉捡出,绞成肉泥;接着再把猪肠子翻来覆去地洗,刮;弄干净后,再把绞好的肉泥,和香油、姜末等调料混在一起,用个漏斗灌进猪肠子里,扎好,同腌制的腊鱼腊肉腊鸡腊鸭们一起,放在太阳底下晒,挂起来用烟熏。

  到大年三十,外婆一大早就张罗起来。那腊肠得切成薄薄的片,那鸡鸭鱼肉得切成块儿。“腊肠炒着吃,那叫一个香。”

  年夜饭鸡鸭鱼是必不可少的,再加上狗肉羊肉等大菜和春卷、扣肉等。菜在炉灶上慢慢煮,香味从厨房弥漫到整个屋子。

  过年习俗,看似都是吃吃喝喝,其实内里传递的信息,是十分深远的。中国人从来十分看重宗族内的交往。 过年的一切风俗传统,其实就是紧紧围绕着家族宗亲四个字。

  过年祭祖一般在年三十,在扫房子、净庭院、易门神、换桃符、贴春联之后,或举家去给祖先上坟祭拜,或把先祖的遗像挂在中堂正壁墙上,摆上祭品,点上香烛,让后辈祭拜。晚上那顿准备多日的团聚年夜饭,大都也是先请祖先“前来”享用后方可开席。

  祭祖也是要有气氛和条件的。要有一大家子人,忙进忙出的,才有气氛。换成现在,小家庭实在搞不起来。另一方面,城池的扩大,吞噬了周边的乡村,祖先的墓园被动迁,我们的根也只好扎在一个个公墓石碑水泥格块子上,然后因无人续费而被商业化地清理掉。

  想到能在村里过年,蒋高明有点儿说不出的兴奋。很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北京过的,邻居们互相不认识,所谓过年就是跟全国人民一样看看春节联欢晚会,放几百块钱的鞭炮,噼里啪啦一通乱响。前几年他们还去去庙会,但是越逛越觉得没意思,“不就是买东西吗?”他记忆中的春节不是这样的,春节应该跪下来给老人磕头拿压岁钱,村里以前有个老陵,蒋家所有祖先的坟地都在里面,年三十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会去烧纸,正月十五则是去点灯,把胡萝卜挖个洞,放上花生油,插根黄草棍就成了一盏灯,灯火在每个坟头上闪烁,灯前则是跪拜着和先人们说说话、祈求来年幸福的村民。

  蒋高明并不那么明确地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坟都在哪里,他知道的祖先,只到了“打过日本鬼子”的爷爷辈儿,再往前数,他就有些糊涂了:他们是更早时候的迁徙者,在四五辈之前曾经举家迁到别的村庄,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又重新选择归来,真正的近亲们都没有跟着过来,在看似一个庞大蒋氏家族的庇护下,却是他这个小小家庭的孤单。最近村子里有人在张罗着重修族谱,把家家户户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,蒋高明兴高采烈地打算凑进去帮忙,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,现在他想知道的是,自己从哪里来。不过他也有点迷茫,“老陵早被平了,现在都是农田,现在回去还想点灯,也找不到坟头了。”

  蒋高明知道,按照中国人的传统,应当是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然而现实看起来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归到那样的程度,蒋家庄也就不到一千人口,却已经走出去了一百多人,离开的人,都没有再回来。

  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幸运,起码工作可以允许他两地奔波。在村里他盖了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,装上了抽水马桶,屋前屋后种了二十多种树,洋槐,苹果,李子,杨树,雪松,银杏,他想象着到他退休那一天,他能常常回去,坐在院子里看着故乡,而身旁已是大树参天。[详细]

  这一代独生子女,几乎都在外面读书,过年才会聚在一起,有工作的人就是过年回家几天,家乡的很多习俗都不懂,尤其是各种酒席,很难融入进去。

  不过贴春联、贴年画的风俗习惯依然保存完好。乡下城里,不论小孩大人,都会往自家门前贴幅春联或年画。而踩高跷、舞龙灯、挂灯笼、敲锣打鼓,这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能得见到了。

  过年再怎么变化,压岁钱应该不会消失,这是孩子们必不可少的内容。如今形式上有所变化,比如父母不是给钱了,而是给孩子买电脑、ipad之类的等价物了。

  我家是个大家族,我的堂弟堂妹们有十几个,爷爷每年都会给我们压岁钱。爷爷是个极为节俭的人,从他手里抠出一分钱比登天还难,可是过年给压岁钱爷爷从来都是大方的。

  大年初一早上,给爷爷奶奶拜过年,执掌 “财政大权”的爷爷会从柜子里翻腾一番,把藏在柜子最里层的压岁钱拿出来分给我们,人人有份。

  我考上师范学院,乡亲们都夸我有出息。来年初一,大家拜过年,爷爷照例从柜子里翻腾一番,拿出压岁钱。他首先分给弟弟妹妹们每人5块钱,让大家没想到的是,爷爷拿出了4张崭新的5元人民币说:“今年呢,给姐姐20块钱压岁钱!知道为什么吗?”弟弟妹妹们欢呼起来:“因为姐姐考上大学了!”爷爷笑眯眯地说:“对!你们的姐姐是这一辈儿的第一个大学生,你们都要向她学习!”

  后来我才知道,爷爷为了那次“演说”,精心准备了好几天,还让奶奶当参谋。事实证明,爷爷的那番话,还有他的“奖励政策”很有效,弟弟妹妹们学习更努力了。如今,我的堂弟堂妹中有6个考上了大学,有一个堂妹还准备出国继续深造。

  去年,86岁的爷爷走完了他一生的历程,永远离我们而去了。伤心难过的同时,我们会把那些美好牢牢记在心中,也会像爷爷说的那样,努力工作和生活,做个有出息的人。

  春节又到了,我仿佛又看到爷爷站在老屋门口迎接我们,压岁钱已经藏在柜子里了……[详细]

  乡愁是什么?有人说,乡愁是鸡鸣狗叫,是炊烟袅袅,是麻花辫“小芳”,是“翠花上酸菜”……还有人说,乡愁是小桥流水,是鸡犬相闻,是乡里乡亲,是夜不闭户……诚然,从瓦房变成了楼房,邻居不见了;从乡村变为乡镇,小桥流水不见了;从贫瘠变得富裕,夜不闭户不见了。这样的城镇化虽然显得气派,但少了韵味,淡了情怀,抹杀了记忆,割裂了传统。

  乡愁的背后是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城镇建设要融入现代元素,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,延续历史文脉。致使乡愁消弭的,往往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和政绩观。这种大踏步式的“现代化”不仅让居民失去了“乡愁”,更对新的生活方式无所适从。

  如今,“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”如此文艺范儿的话,出自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,进了正式的国家文件,甚至还会成为中国今后城镇化的指导性原则。不少人为之惊喜。

  新型城镇化,核心是人的城镇化。所谓人的城镇化,一方面,要尊重人的选择,呵护民生诉求,体现以人为本,不能造成被上楼和被城镇化。另一方面,也要实现适合居住、留有记忆的城镇化,让城市天人合一、勾连古今,让人们能望山见水,乡愁可寄。

  不破不立,在转型的过程中,必然会有一些要退出市场,或转行,或消亡。改革总会有阵痛,但这未必不是好的开始,我们有理由期待。